作家刘震云创作的长篇小说《我叫刘跃进》日前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。小说讲述因工地厨子刘跃进丢包、捡包引发的一连串喜剧故事。该书出版以来，连续高居各大书店文艺类畅销书排行榜。昨天，刘震云接受采访时表示，现实生活中很多人的思维逻辑是拧巴的，故而生出许多阴错阳差的事，他写这部小说就是想把拧巴的理儿给拧巴回来。

■关于人物

刘跃进是大尾巴羊

小说《我叫刘跃进》从工地厨子刘跃进大意丢包开始写起。他在找包的过程中，又捡到一个包，包里的U盘里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，涉及到上层社会几个人的身家性命。于是，为找到这个U盘，删除大量证据，一群“狼”开始寻找刘跃进这只弱小的“羊”。因为“羊”的几次偶然事件，“狼”几次与U盘失之交臂，如此成就了一个“羊”吃“狼”的故事。

随着小说故事的发展，不断有新人物加入进来。比如青面兽杨志、任保良、严格、韩胜利、赵小军等30余位各色人等。有读者反映，由于众多人物出场，小说头绪紊乱，常常看了后面忘了前面。对此，刘震云表示，人物的繁多可能会影响阅读，但对于那些静心阅读的读者来说，应该不会造成障碍。“此外，为了提示读者，我在每章开头还对人物或情节做了扼要的交代。”

刘震云说，他在小说中之所以把人分成羊和狼，是给读者一个通俗的比喻，“鲁迅也曾这么概括：吃人的和被吃的。世界很复杂，世界上所有的狼都在装羊，有句话说披着羊皮的狼；而世界上所有的羊都在装狼，装大尾巴狼。刘跃进就是装大尾巴狼的羊，活上一辈子就剩下善良。”

■关于主题

探讨偶然和不可掌控

刘震云在不同时期创作的作品探讨的主题各不相同。《一地鸡毛》说的是吃的事，以小林家的豆腐馊了发难；《故乡面和花朵》写到了人的脑子；《手机》探索说与想，说对想的背叛，口对心的背叛；而《我叫刘跃进》则想如何把拧巴的理儿给拧巴回来。

在小说中，刘震云用得最多的词是“拧巴”。他说，这个词是他从生活中学到的，“它的同义词叫‘别扭’。生活中最大的别扭是大家对别扭无能为力，但都还这样过活，这就出现很多笑话———一个严肃、庄严的事成了笑话和喜剧。”刘震云说，这些年他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，每天遇到的十个人中，有九个半是难缠的。他会把一件事说成另一件事，接着又说成第三件事，或把三件事说成一件事。“照这样的逻辑办事，事情不阴差阳错才怪。依此类推，一天十件事有八件事在拧巴着你，这就改变了我的写作观。”

刘震云说，很多作家写作是因为生活打动了他或激怒了他，过去他也是这样，但现在和过去不同了，“我是想把生活中拧巴了的理儿给拧巴回来，把骨头缝里拧巴的理儿也给拧巴回来。这不只是为了写作，也是为了我自己。因此可以说，这次写作具有转折意义，不是体裁、风格、感觉、情绪的转变，而是我写作理念在转变。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了这本书中，还会体现在下一本、下下一本书中。”

此外，刘震云还想探讨两个关键词，分别是“偶然性”与“不可掌控性”。“我们都知道，‘必然’在世界上是非常重要的，但实际上‘偶然’同等重要，因为我们每天一出门碰到的事情，十件事中九件是‘偶然’，一件才是‘必然’。甚至‘偶然’有时候比‘必然’还要重要，但是我们把它忽略了。这是我想探讨的一个问题。”

刘震云说，不可掌控的状态相对的是可掌控的状态。“在《我叫刘跃进》中，刘跃进是不可掌控的，丢了个包，又捡了个包。此外，其他好多人也是不可掌控的。问题是当两个不可掌控的东西碰到一起，就不是两个不可掌控的了，它会发生化学反应，即这种不可掌控的背后出现的是悲剧，但是悲剧的后边出现的又是喜剧。”刘震云说，大家都是卑微的人，在这个世界的面前能掌控的事情非常少，不可掌控的状态特别多。

刘震云表示，《我叫刘跃进》无论语言节奏还是情节的转换都过快，这与他过去的作品是不同的。“过去我的小说比较散漫，比如《一地鸡毛》《温故1942》《手机》,都是比较散漫的小说。但这次我有意将速度加快了一下，试图锻炼一下自己的掌控能力。”